盛世妖术——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有感

来源：研究员 王烨华2017-10-13

近日阅读了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点感想与大家分享。

在我们一贯的历史观念中，最为推崇由明君开创的盛世，例如开元盛世或者康乾盛世。君主意识下盛世当经济平稳发展、百姓安于温饱、政权稳定。但孔飞力教授通过对1768年席卷中国的一场荒诞的妖术恐慌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了“镀金盛世”下的生民百态。

故事发生于1768年，乾隆33年。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愚民愚夫门相信会妖术的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来盗取灵魂进而为自己服务，而失魂的人会即刻死亡。从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开始的大半年时间里，全国陷入到妖术浪潮中，小民百姓忙于寻求自救的方法，乾隆皇帝寝食难安一心要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而夹在其中的官员一面要应付皇帝的旨意一面也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捉妖清剿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平民纷纷指认身边的僧人道士，官府忙着缉捕那些流窜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在焦急与忧心中一步步落实着自己的计划。可是从街边巷尾到皇宫宅邸折腾到深秋，死了无数冤民也丢了无数乌纱帽之后，皇帝才被迫认识到这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没有妖人，没有妖党，也没有妖术，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和惊慌无奈，最后皇帝只得叫停这一切。

如此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故事本身已经十分精彩，更妙的是孔飞力为我们重构了民众、官员、君主三个阶层视角下的妖术。

背景：镀金的盛世、受困扰的社会

研究者们通常为乾隆时期的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副繁荣昌盛的图景，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快速增加的人口，源源不断的外汇流入，极巨膨胀的商业网路。但孔飞力将之称之为镀金的时代，即使在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人口/资源比例不协调，地区发展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造成处于社会边缘的流动人口大量出现等矛盾。也就是说”盛世”之中百姓并没有因为商业的发展而更富有更具有安全感，反而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在这种备受困扰的社会环境中，平民对于未来的生存状况处于一种群体性的焦虑中。

君主：亦幻亦真的忧惧

朝堂之上，乾隆是妖术的嘲笑者，说妖术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但在奏折当中又表现出对妖术的细节与目的的极大兴趣。而现实中一方面是对所谓叫魂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感到恐惧（其中包括剪发的象征性意义），另一方面是对现存官僚体系感到不满，弘历决定认真对待叫魂，予以严格清剿。对叫魂的清剿实际上是皇帝对于政权“合法性”的焦虑的体现。 显然，作为外来者的清朝政权，在朝野无法回避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在民间无法回避汉人对满人的敌意。在这种焦虑之下皇帝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就变得不再重要。

官员：现实的压力

而夹在皇帝与平民之间的官僚阶层的状况则又是另一番图景。官员在地方有直接管辖权，因此其必须为一方的安定负责。而皇帝为了监督官员设置了考核、弹劾等多种考察手段，同时皇帝对于陈词滥调以及报喜不报忧等问题极为反感。对于上下两方面官员必须应付得当，才能在保证乌纱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全自身的利益。所以当“揣摩圣意”之后发现皇帝铲除妖党的决心后，官员们无一不花了大功夫进行排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寻妖人，甚至牺牲了不少平民无辜的生命。对于官府来讲，当保证地方安全与皇帝圣意方向一致时，那就没有什么不能付出的代价了。

官府的行为实质上是整个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缩影，庞大的国家需要合理而系统化的管理才能够正常运行。任何一套官僚制度都会有被时代超越的一天，只有不断完善其运行准则以及强化监督才能保持生命力。

民众：权利的幻影

虽然温饱可以得到满足，但作为帝国的子民，盛世中平民依然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在整个社会中，他们处于边缘的地位，生存的空间被一再压缩。而叫魂事件的出现，给了权利长期缺失的平民一项可见的权利，即在确实而即刻的危险面前保卫自己并铲除危险的权利。在这个层面作者的原文更加入木三分，文章的终章孔飞力写道“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

整本书以“叫魂”事件为一个切入点，从平民、官府、皇帝三个视角进行审视和分析，以小见大，将一项历史研究推进到了更深入的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在译者留昶的札记有这样一句话：“他（孔飞力）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读来更为值得回味。